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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命風景中的小驚奇與小插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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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母親的喜悅

自從小王子在我的期望之外投胎,我就不斷努力調適自己的角色。從孕婦到為人母,這期間所花費的心思及努力,絕對不是以生兒育女締造幸福家庭為目標的婦女所能理解。 一個十分愛好自由,又極度需要獨處的人,要成為全職媽媽,絕對需要經歷一關關的掙扎,一重重的關卡。 尤其是小王子出生的第一年,成天二十四小時跟一個嬰兒相處,覺得自己的肢體跟腦袋都被綁得死死的,有種透不過氣的感覺。 雖然每次自己總能跳脫,站在親情的角度接納成為媽媽的事實,但是在育兒生活裡得到的樂趣,總是遠比一個人從事自己有興趣的活動低了許多。 總之,當個新手媽媽隨然不算痛苦,但是總有偶發的心不甘情不願! 那種感覺就像一個人走錯了職場,卻為了五斗米折腰,面對生活的現實,被迫窩在現有的工作岡位,只求溫飽。 一直到年初回台探親,無意間翻了爸爸正在讀的「親愛的安德烈」,我的母親生涯,竟然因而產生甜美的發酵。 記得讀完「親愛的安德烈」當晚,三更半夜我還意猶未盡,跑到誠品書店翻出了龍應台另一本跟孩子相關的散文「孩子你慢慢來」。她纖細而生動的筆觸,一字字、一句句都喚出為人母的共鳴,讓我含著笑也含著淚,陶醉在當母親的喜悅當中。 今晚,讀到另一篇文章,讓我又想起年初的這段往事。 我想每個當媽媽的人,偶爾也會像在職場工作時一樣,擁有小小的苦悶與牢騷。 所以我想把這篇文章,分享給經過這兒的每位母親、或是每個不想成為母親,以及那些夢想成為母親還有即將成為母親的朋友們。 關於龍應台,一位知識份子,一位文化人,一位作家,一位走在時代尖端的女性,一位教我如何當個快樂媽媽的母親。 以下文章摘錄自天下文化出版的「我的慢熟人生 ─30歲以前的日子都很苦」,作者:官振萱。 知識份子旗手 龍應台 夏日星期六的下午,台北陽光燦燦,龍應台在金華街的基金會接受訪問。以為會看到她「橫眉冷對千夫指」的炯炯目光,結果,龍應台一身白色棉襯衫、白色棉長褲,踏著一雙清爽的涼鞋,顯得一派瀟灑、帥氣。 五十四歲的她回顧過往,有晴有陰有雨,最出人意表的,是她描述自己「生活低能兒」的種種趣事。這位不讓鬚眉的文化評論家,眉頭舒展,露出柔和的神采。 龍應台思考、眼光與眾不同,來自一個流亡的因緣背景。父親是山東人,母親是浙江人,民國三十八年跟著國民政府撤退來到台灣。龍應台住的並不是眷村,身邊清一色土生土長的台灣人,同學不懷好意叫她「外省仔」。 她比一般外省人更沒有「根」。父親是鄉下警察,每三年就調動一次,因此龍應台永遠是那個插班生,剛剛認識了朋友,不久又搬家,一切從頭來過。「我永遠是在外面看主流的人,」龍應台說。這種悲涼的邊緣感,反而讓她看事情的視角與眾不同。 她的文章裡,也常出現對市井小民濃濃的同理心,因為從小就在漁村、農村、雞鴨爭道的環境下長大,媽媽還要織漁網貼補家用,養大四個小孩,龍應台有強烈的對於土地和底層人民的關切,也形成她日後的核心價值觀。 龍應台對人生沒什麼規劃,若不是母親支持她念高中,她就聽從父親的意思去念免學費的師專。十五歲到台南念高中,卻「土得可以」,第一次打公共電話,同學騙她「講太久電話會爆炸」,她也相信,打完電話後立刻逃走。大學念的是成大外文系,完全不似當時的台大「來來來,來台大,去去去,去美國」,身邊沒有時髦的同學準備出國,龍應台畢業後也一樣乖乖地找工作,在台北當了一年助教。 但是在當助教的那一年,一位美國教授「似乎看到她內在某種特質」,積極鼓勵她出國,甚至幫她找到獎學金。龍應台至今沒有問過那位教授到底覺得她有什麼不同,不過就這樣到了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,取得英文博士學位。 龍應台說自己是一個「非常不實際」的人,很少想到「發展」的問題,從默默無聞到一鳴驚人,全不在策劃中。 當時拿到博士學位的海外學人,通常很少會回台灣,但龍應台只是單純覺得,「離開台灣時二十三歲,什麼都不懂,現在三十出頭,想用比較成熟的眼睛了解台灣,了解自己生長的地方。」 回國後她和文壇也沒有任何交集,只覺得台灣的一些現象,怎麼能夠容忍?就寫了〈中國人,你為什麼不生氣?〉投稿中國時報,沒想到文章刊出後引起全國震動,之後文章集結成《野火集》,在二十一天內狂印二十四刷,四個月狂賣了十萬本。 三十三歲的龍應台突然成為家喻戶曉的知名作家,各方邀約不斷,然而她又做了一個跌破眾人眼鏡的決定:舉家遷居瑞士。 因為就在《野火集》大賣時,她的第一個兒子華安也出生,而德國籍先生在瑞士有更好的工作機會,「我就抱著孩子去瑞士了,光哺乳就哺了十八個月,」龍應台輕輕鬆鬆地說。 旁人覺得不可思議。當時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、大膽「啟用」龍應台文章的金恆煒寫道,「龍應台等不到蔣經國的死亡,等不到台灣群起打破黨國體制,舉家遷到瑞士。對龍應台而言,她錯失了台灣四、五十年來最大的變局,也錯失了做為一個批評者最能發揮影響力的時機。」 龍應台在歐洲,一待就是十四年,從瑞士再遷居德國。華安稍大,小兒子華飛又出生,龍應台生華飛時已經三十八歲。 我問她,寫這麼前衛文章的人,為什麼能放下一切回歸家庭,做這麼傳統的事? 龍應台說:「不對,應該倒過來。放下所謂暢銷作家的身份,去餵奶、養小孩,這才是前衛。」 生孩子、養孩子,是生命中最重要的經驗 龍應台的朋友錢鋼,有一次造訪她在德國的家,「先是隨她到鎮圖書館給兒子借書,然後是看她給四個孩子做飯(有兩個是鄰居的孩子),餐後,招呼三個孩子就寢,一切就續後,是她徹夜寫作的時間……早上,她開車送孩子上幼稚園、上學……。」 龍應台說,「照顧小孩,我一點都不覺得是犧牲。現在回頭看,覺得那十四年是我人生中最豐富、最美好的時光,而且我到現在還認為,我生孩子、而且親手養孩子,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經驗。」 她最長情的作品《孩子你慢慢來》,足足寫了八年,從華安八個月寫到八歲。 「我寫書不是為了給出版社賣書,我是因為養孩子很高興,像織一個藝術品一樣,織了八年,它是從我心裡出來的東西,」龍應台話語好溫柔。 孩子睡覺後,才是龍應台寫作的時間。誰說在家帶小孩就一定和社會脫節? 當時冷戰結構瓦解,全世界正轉入一個新的階段,龍應台把眼光投向莫斯科、柏林、法蘭克福、北京、馬來西亞、台北……,她繼續讀、繼續觀察、繼續寫。她的筆已經成為台灣面向世界,或者說西方世界了解華人世界,極具代表性的橋樑。 不過龍應台還是強調,是為想寫而寫,沒有特別的寫作策略,她依舊沒有什麼了不起的生涯規劃。 一九九九年龍應台被馬英九說服,回台擔任台北市文化局長,三年半的任期過去,馬英九希望她繼續留任,龍應台還是辭職。 官場的風風雨雨常把她推向孤單的處境,但龍應台也得到許多肯定的掌聲。辭文化局長,龍應台說,孩子依舊是心頭的第一考量。 小孩出生以後,文化局這三年半是最長的分離。辭文化局長後,龍應台到香港大學任教,先是小兒子從德國來跟著她兩年,接著是大兒子來待三年。如果沒有離開文化局,這些全部不可能。 「妳看小兒子跟我在一起兩年,真是美好的兩年。看一個人從十四歲到十六歲,看孩子的心智像一朵花一樣打開,變成一個小小思想家的過程,太驚人了,我覺得就是天地洪荒。人的成長是最讓我目瞪口呆的事情。現在大兒子開始和我在一起,他很獨立、成熟,對我而言又是一個新的經驗……,」講到孩子,龍應台總是開心地滔滔不絕。 心中有歷史,看歷史就像看大海 龍應台覺得自己一路的際遇與選擇,和她是女性,絕對有關。 「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說,龍應台的文字很陽剛,從《野火集》一直到現在。但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是真正懂的:龍應台的文章,只有女性才寫得出來的。文章有一種純潔和天真在裡面,這跟女性的特質有關。 「現在我回想,假設我是男性,很可能會在《野火集》成功的時候,馬上考慮下一本要如何成功,而不是餵奶去。假設我是男性,可能會考慮我這樣寫會不會得罪誰,工作上有怎樣的影響。這種天真、不考慮現實,和女性特質有關。」 然而,儘管她放下掌聲以家庭為重,寫作為輔,卻還是不能避免婚姻的失敗。 龍應台說,先生不支持她寫作,希望太太能一直陪在他身邊,加上德國的制度對女性工作非常不利,「所以我也過得很辛苦,總是要付出某種代價,」龍應台淡淡地說。 在內心很深處的地方,龍應台有幽暗的角落。 常常讓她感到孤單的,也包括寫作所引起的抨擊與誤解。龍應台形容自己的文章就像「池塘裡飛起的鴨子」,人人都想拿槍把牠轟下來。 她的〈請用文明來說服我〉,引發長達數月的論戰,各路知識份子跳下來,挺她的很少,批她的很多。這本是因為每個人看事情的角度不同,但總要血淋淋地在檯面上呈現。 「我常常會覺得很孤單,」龍應台說,「有點像很大、很黑的房子,然後我一個人在裡面。」 但她不會感到不能承受。「妳要看看歷史裡,被誤解的人有多少,妳看看蘇東坡的日子怎麼過的,司馬遷的日子怎麼過的。當妳有那個座標在心裡時,就會覺得,啊,都很小,都是小事,」龍應台平靜地說。 她心目中的英雄司馬遷,就因為李陵投降匈奴之事與漢武帝看法相左,被處以極侮辱的宮刑。身心受重創的司馬遷仍忍辱活下去,以殘燭之年完成了傳世兩千年的《史記》。 比起司馬遷,龍應台覺得自己的孤寂實在微不足道。而現代人常常因為生活的一點小小不如意,或是工作上的糾紛,就放大成不能忍受的痛苦,龍應台說,「這其實就是我們常說的人文素養,心中若有歷史,看歷史就像看大海,白浪翻騰是自然的,但不能只看到白浪,要看到大海。」 三十歲時的「野火」龍應台,不會有這樣的體會。但是經歷婚姻的失敗、父親的過世、母親的衰老,讓她對人生本質有更深的認識。 她心中有自己的歷史座標,也因此她不打筆仗,寫文章全憑有沒有「感覺」、想法,不因為讀者的殷殷期盼就出手。 這並不容易,因為讀者給的掌聲是美好的,讀者的期待也是一種誘惑。「但我本來就不是為了成名或影響社會而寫文章,什麼東西感動了我,我才寫,」龍應台不願被社會期待「挾持」。很多議題即使她關心,也並沒有寫,譬如台北縣樂生療養院的拯救,譬如中國大陸的更多人權議題。 龍應台自承,這方面她是很「道家」思考的,不像儒家,要救國就一定要救國,救不了就自己很痛苦。她時間有限,不會讓讀者的期待把自己壓死。 希望自己「會玩」一點 如果時光能重新來過,龍應台倒很希望自己「會玩」一點,多一點生活美學和情趣。 她覺得自己真是太「單一」了,甚至會研究「漢代喪葬文化」、「法國死亡文化史」這種極端冷門的學問,以至於「知性的部分過度發達,玩樂部分過度萎縮,」龍應台笑說。 她看作家朱天文寫布料,蔡珠兒寫吃,寫得那麼細緻,龍應台嘆為觀止,覺得自己好像外星人一樣。她也羨慕朋友姚仁喜(知名建築師),像法國名廚一樣,能做一整桌精緻無比的菜請朋友吃。 這位橫眉冷對千夫指的知識份子,在生活上就像「天兵」一樣。 交通罰單多到差點被通緝;打包時在一堆文件當中發現一張一百五十萬的支票,卻完全想不起來為什麼有這筆錢;在香港報稅時還多報一個零;去廣州旅遊被偷走所有證件和金錢,還鬧上蘋果日報大半版……。無怪乎朋友席慕容笑她是「生活的低能兒」。 龍應台也擔心老的時候該怎麼辦,會不會變成孤單、窮困的老人?她一點也不會理財。 在訪談的最後,龍應台斷斷續續說著這些「罩門」,簡直變成另一個人----一個很煩惱、拿自己沒辦法的平凡婦女。 但是一轉身,她又開始忙碌。 晚上她的「思沙龍」有一場國際演講,邀請到前《遠東經濟評論》總編輯布魯特談「台灣重要嗎?」,龍應台是主人。 忙進忙出,神采飛揚,現場有五十幾位年輕的志工男女,身形削瘦的龍應台忙著為他們打氣。 這才是龍應台吧。她現在心裡的韻律,是做文化扎根的工作。 我想起錢鋼形容龍應台,「弱小如蒲公英:世事如風,她時而輕舞,時而掙扎,時而疾走,時而又墜入荊棘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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